飞越3万公里，抵达亚马逊雨林深处的贝伦

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30）上

清华大学2006级新闻与传播学院校友姚喆

不代表任何国家举牌

却在喧嚣的大国博弈间

努力寻找可能存在的“共识缝隙”

当中国新能源车在海外遭遇“产能过剩”的质疑

当抽象的“1.5度温控目标”无法触动公众神经

姚喆发现，真正的挑战不是谈判桌上的交锋

而是如何在理解鸿沟上搭建桥梁

从守护敦煌壁画到应对夏夜高温

她试图让气候问题
从谈判桌走进每个人的生活日常

这是一位中国气候使者

在变化的世界中寻找连接感的故事

从北京出发，经欧洲中转，再飞跃大西洋抵达巴西圣保罗，最后辗转前往亚马逊雨林深处的贝伦。这趟单程超过30小时的飞行，是姚喆最近一次出差的轨迹。

2025年，姚喆参与COP30期间的一场新闻发布会

2025年11月，第30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30）在巴西贝伦举行。这座位于亚马逊河入海口的城市，湿润、炎热，正成为全球气候政治角力的暴风眼。
在汇聚了190多个国家代表的会场里，姚喆作为“观察员”置身其中。她不代表任何国家举牌表决，也无一票否决权。然而，在气候谈判的大国博弈间，她专注地观察、记录，寻找可能存在的共识缝隙。她手中的笔与指尖敲击的键盘，正在连接会场内外，沟通中国与世界。
她在喧嚣中捕捉共识、搭建桥梁的能力，最初来自于清华园的滋养。在那里，一颗关于理性而建设性地参与公共事务的种子，已然萌芽。

探索：埋下“参与公共事务”的种子

“新闻学院的教育一直在强调，要对公共事务保持关注。”姚喆回忆道。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校园内参与志愿服务的热情空前高涨，那种投身体育盛会、服务公共利益的浓厚氛围深深地感染了她。本科期间，她通过社团活动探索公益，走进养老院关怀老人、为儿童提供帮助、组织捐衣捐物……这些具体的实践让她初步触摸到公共事务的脉络。“毕业16年了，具体的课程和生活细节或许模糊了，但那些理念让我一直受益。”姚喆坦言。
毕业后，姚喆曾在某商业媒体任职，也体验过救助儿童会等非政府组织的工作。真正的转折发生在2013年，她远赴巴黎政治大学攻读国际发展硕士。彼时的巴黎，正积极筹备第2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1）。随着会议的筹备，整个欧洲社会关于气候与环保的讨论变得热烈而深入。在与房东、邻居的日常交流中，姚喆惊讶地发现，气候变化对他们而言并非遥远的科学概念或国际谈判议题，而是与生活息息相关、迫切需要行动的现实关切。
带着强烈的求知欲，姚喆在研二时进入国际能源署（IEA）实习，负责分析中国在非洲的电力投资数据。面对枯燥的电力数据与复杂的能源图表，她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兴奋感。她意识到，要真正讲好气候变化的故事，仅有人文情怀远远不够，必须要有扎实的专业知识与硬核的分析能力作为支撑。
此刻，这颗悄然埋下的、关于“参与公共事务”的种子，在姚喆跨越山海的学习与实践中，开始破土而出，生发出清晰而具体的枝桠。

2016年在巴黎，姚喆与清华校友们一起庆祝春节

行动：在国际“裂痕”中搭建对话的桥梁

从巴黎政治大学毕业后，姚喆回到中国并长期致力于环境领域的战略传播与国际合作。她先加入国际环保组织“中外对话”负责气候变化议题，后任职于“绿色和平”东亚分部，担任全球政策顾问。近十年来，她一方面深度跟踪国际谈判动态与政策制定，另一方面也在观察国内的气候政策与能源转型实践。
在此过程中，中国“双碳”目标（碳达峰与碳中和）的提出，为她所深耕的领域打开了更广阔的空间。“这从最高层面明确了低碳转型与国家长期发展的一致性，为我们许多具体工作提供了关键的政策依托。”她解释道。从全球视角看，碳中和愿景源于《巴黎协定》将全球温升控制在2℃以内、努力限制在1.5℃以内的集体目标，它虽非具有绝对强制力的条约，却形成了强大的规范引领和国际舆论。中国的积极响应与自主承诺，使得国内的气候行动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动力与平台。
然而，“现在的气候议题，已经不仅仅是科学问题，它越来越和产业竞争、经济利益紧密绑定。”姚喆直言，在此背景下，弥合因信息差与视角不同而产生的深刻误解，成为一项尤为复杂的挑战。以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和光伏产业为例，在减排逻辑上，这些行业的蓬勃发展无疑是对全球气候目标的巨大贡献，但对部分欧洲同行来说，却可能引发对“产能过剩”和本土就业流失的焦虑。
“这种焦虑是真实存在的，但其归因是否全面准确，值得商榷。”姚喆说。她的工作，正是在这样的理解鸿沟上进行“再度翻译”。她不仅要将复杂的国际规则与政策背景转化为国内易于理解的叙事，更要将中国产业转型的真实动力、成果与挑战，准确地传递给国际社会。
为此，她正积极推动一项交流计划，希望2026年能够邀请欧洲的气候与产业专家来华实地考察。“如果不亲眼看一看，他们无法想象北京的马路上跑着多少绿牌车，也无法理解中国产业链是如何高效运作的。”姚喆相信，在政府间外交之外，民间机构最大的作用之一，就是搭建这种促进信息互信、减少认知偏差的桥梁。

2025年在日内瓦，姚喆与不同国家的同事一起跟进塑料公约谈判

叙事：让宏大的气候故事更有“人情味”

除了在国际交流中充当“翻译”，姚喆也致力于向中国公众有效地传播气候变化，将宏大的全球议题转化为可感知、有共鸣的个体叙事。
“在中国，公众对气候变化议题的政策支持度很高，但这更多被视为一项国家发展的议程，个人往往缺乏切身的紧迫感。”为了打破这种“无感”，姚喆和同事们不断创新传播策略。她们意识到，口号式的“1.5度温控目标”太过抽象，只有更具象的切入点才能触动人心。
姚喆的同事曾对西北地区的生态、产业及文化遗产做了一次系统性的影响评估。报告指出，西北地区气温升高、湿度增加的“暖湿化”趋势加剧，突发暴雨的频次也在增加，这威胁着莫高窟等文化遗产赖以保存的干燥稳定环境。当气候变化与国人珍视的历史文化瑰宝直接挂钩时，公众的关注自然被激发。
另一个策略是唤醒人们已有的身体感知。“夏天晚上越来越热，整夜都需要开空调”，这是许多人的共同体验。姚喆试图引导公众关注这一体感背后隐含的气候信号：夜间温差的缩小，正是全球变暖悄然侵入日常生活最直接的证据，而夜间高温的健康隐患却容易被忽视。她回忆自己刚进入清华时，夏夜尚可不开空调入睡，而如今这份清凉已难再现。通过将宏大的气候趋势与个人的体感记忆关联起来，客观的科学预测便有了可触摸的温度。
“但这些尝试还远远不够。”姚喆坦言，这也是她对自身工作的反思。她过去的工作主要是解读政策和学术研究，受众相对小众；而面向大众的科普，必须从数字到故事、从宏观到个体。气候传播最深层的挑战，恰恰在于如何将基于预测和模型的前沿科学，与普通人的悲欢离合建立联系，让故事真正拥有“人情味”。
面向未来，她和同行们正在探索更精细的路径，依据不同群体的兴趣进行分层和定制。例如，针对历史文化爱好者，敦煌壁画的故事便能奏效；对于关注农业或咖啡文化的人群，气候变化对特定作物种植的影响则更能引发共鸣。

2024年在新疆伊犁，姚喆是徒步爱好者，每次下山都尽量带走一些沿途的垃圾

信念：理想主义的燃料，是具体的“连接感”

在许多人眼里，从事气候变化工作是充满无力感的。推动一项政策可能要历经数年努力，却因国际政局更迭而前功尽弃。
“在这个行业工作的人，多少都需要一点理想主义。”姚喆说。但支撑她走过近十年的，往往不是宏大的胜利叙事，而是一种具体而微的“连接感”。
这种连接感，源于信任——当国际记者需要解读中国气候行动时，会第一时间向她寻求专业见解；也源于情谊——每年气候大会期间，她都能与那些平日分布全球、仅在屏幕前交流的同行们线下相聚，在讨论与协作中深化那份“战友”般的默契，“就像一次年度‘奔现’，”她形容道，“虽然谈判本身可能令人疲惫甚至失望，但见到老朋友、获得新灵感的过程，总能让人重新充电。”
这些真实的人际互动与信任构建，是她工作中重要的成就感来源。“即使我们无法立刻扭转一个国家的整体政策偏向，但人和人之间建立的互信是真实的。看到这种微小的进展，本身就很有意义。”在姚喆看来，这份工作与纯粹商业机构的区别在于，它允许并珍视这种基于长期关系与共同价值的“试错空间”，而非仅以即时结果论成败。
对“连接”的信念，也体现在她对全球气候治理格局的观察中。她提到，今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主办地巴西，没有将会址定在发达的国际大都市，而是选择了位于亚马逊雨林深处的城市贝伦。“这本身就是一种叙事，”姚喆分析道，“主办方意在让世界直面发展中国家在环境保护与发展诉求之间最真实的困境，呼吁更多的理解与支持。”这也呼应了气候谈判中“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在共同目标下，必须看见并尊重不同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与具体国情。
对于未来有志于进入国际组织或全球治理领域的年轻人，姚喆的建议朴实而开放：“不要自我设限，允许自己有一段探索和尝试的时间。”这个领域尤其需要兼具两种能力的人才：一是“会讲故事”，能将复杂的政策与技术转化为打动人心的叙事；二是拥有真正的“跨文化沟通力”，能在不同语境中自如切换，理解并弥合认知的鸿沟。
北京的春日乍暖还寒，但在无数个关于人类未来的谈判桌旁，那种寻求共识的热度，从未冷却。

姚喆与采访组合影

姚喆，清华大学2006级新闻与传播学院校友，现任国际环保机构绿色和平东亚分部的全球政策顾问。她紧密跟踪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塑料污染等重要环境议题的国际动态，推动中国积极参与多边治理，并多次作为非政府组织（NGO）观察员参加联合国气候大会、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及联合国塑料污染治理谈判会议。